来俊臣在《问罪卷》中写道“审之勿悯，刑之非轻，无不招也。或以拒死，畏罪释耳。”意思就是审讯不得心存怜悯，动刑切莫心慈手软，如此审案，没有不招认的。若因拒不认罪而被刑讯致亡，用畏罪寻死来解释即可。在《刑罚卷》又道：“人不言罪，加其罪逾彼;证不可得，伪其证率真。刑有不及，陷无不至;不患罪无名，患上不疑也。”针对不愿认罪，那就在原控之上罪加一等;拿不到罪证，那就逼真地伪造罪行证据。
套不上刑则就加以诬陷，任何罪行都可编造出来;不用怕定罪无名，只怕上面不会产生猜疑。在《瓜蔓卷》中，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经验:“事不至大，无以惊人。案不及众，功之匪显。上以求安，下以邀宠。其冤固有，未可免也。”也就是说：不把案子搞成惊天大案，就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。不让案子牵连出一大批人，就不足以显示出办案人的能力。而这样做会让上级有安全感，更会让下级获得宠幸。此类恐怖文字在《罗织经》中比比皆是，读来让人不寒而栗、毛骨悚然，简直就是“邢讯逼供”之鼻祖!
来俊臣被诛，百姓相庆于道路
有了《罗织经》这套“邪恶”理论做指导，来俊臣如鱼得水，伙同手下爪牙“起告密之刑，制罗织之狱”，大臣、宗室被其枉杀灭族者达数千家，人人自危以求自保，个个生活在恐怖之中，“相见莫敢交谈”。更甚于当时官员入朝即与家人作别：“不知复相见否?”。他还发明名目繁多的刑讯办法，如“每鞫囚，无问轻重，多以醋灌鼻，禁地牢中，或盛之甕中，以火圜绕炙之”等等(《新唐书.来俊臣传》)，种种酷刑，备极苦毒，不一而足。来俊臣以逼供为趣，以施暴为勇，以杀人为乐，以作恶为荣，毫无人性可言!
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。已臻疯狂的来俊臣仗着武则天的宠信作恶多端，树敌无数，万岁通天二年终因得罪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被诛。斩首那天，洛阳城的老百姓“无问士庶男女，相庆于道路”，都高兴的说：“自此后卧，乃背得著床，不尔，朝不谋夕矣!”。来俊臣人头刚一落地，百姓蜂拥而上“竞剐其肉，斯须尽矣”(《新唐书.来俊臣传》)。来俊臣被处死后，其酷吏党徒皆被流放岭南，延续数年之久的恐怖“酷吏政治”终告结束。
